编者按：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的凌晨，顾迈男火速赶到国家地震局（现为中国地震局），成为新华社派驻国家地震局的记者。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和地震局的工作人员吃住在临时搭起的地震棚里，不断往返于北京和唐山，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后多次深入基层地震台进行采访报道。

唐山地震40周年之际，独家专访顾迈男女士。

嘉宾介绍

顾迈男，新华社高级科学记者。1931年生于山东章丘，1953年进入新华社，1962年起任专职科学记者，以撰写新闻、通讯和人物特写著称，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三八红旗手”等，是我国著名的科学记者。数十年间，以新闻、长篇通讯形式报道了一系列中国科技界重大事件，如《丁肇中：故国情深》等。出版了《中国当代科学家的奋斗之路》《炎黄之光》《华罗庚传》《“两弹”元勋邓稼先》《非凡的智慧人生——著名科学家采访记》《突破“禁区”采访邓稼先》等中国科学家系列专著。

记者：40年前的“7·28”凌晨，您被震醒后，就火速赶到国家地震局，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顾迈男：那天凌晨我赶到时，国家地震局里一片紧张气氛。值班室里，老局长刘英勇同志用颤抖的手，拿着纸和笔，不停地询问在场的测震人员：“地震发生在哪里？”

没人能回答，原因是这次地震太大了，以至于地震仪全都出格了，无法记录下来。在场的测震人员无奈地沉默着，不得已只好凭经验判断。有的说震中可能在香河，有的说可能在三河，也有的说在京东南⋯⋯桌上的电话不停地响着⋯⋯

喂，是云南台吗⋯⋯喂，是成都台吗⋯⋯终于兰州地震台（兰州观象台）来消息了，上报了第一份准确数据：震中在唐山附近，震级7.7级。天渐渐亮了，不停地下着雨，大地还在不停地晃动。国家地震局的科技人员已经在四层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展开工作了。

我参加震情会商会，不断楼上楼下来回跑，随时不停地用电话给新华社传稿，就这样不吃不喝一直工作到傍晚。

当天傍晚还发生了滦县商家林7.1级强余震，当时我刚好走到走廊里，突然的一阵剧烈晃动，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晃得我东倒西歪，站也站不住了。

后来我了解到，国家地震局是在1971年9月才正式成立的，当时还由中科院代管。邢台地震后，非常重视首都圈地区，用的仪器多是非常灵敏的62型和DD-1型，放大倍数高，唐山地震发生时，地震仪全都出格了，无法记录下来，难以快速确定震中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时地震局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无奈，唐山地震造成的巨大灾难，强烈地震撼着他们的心灵，以至于过了许多年，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仍心情沉重，说自己总是带着一种负罪感在工作，背上仿佛有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记者：在国家地震局蹲守两年多的时间里，您曾多次随国家地震局考察队去唐山现场采访，请谈谈您的所见所闻。

顾迈男：进入唐山市区，所见所闻，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放眼望去，几乎找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子。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一处处破屋顶扣在地上的瓦砾告诉人们：震前这里曾是房舍。

我们在瓦砾堆里边走边看，在呛鼻难闻的空气中，听幸存者诉说地震发生时的情景。有人说，当时只听到一声巨响，白光闪过时，还以为是原子弹爆炸呢！有人说，有一家全部遇难的，有新婚之夜抱在一起双双遇难的⋯⋯

人们在极度悲伤的哭诉中，最为痛恨的是“棺材板”——盖房子用的预制水泥板。他们说，地震来时，这种砖混结构的房子，左右一晃，上下一颠，咔嚓一声，“棺材板”掉下来，就把人压完了。

让人欣慰的是汶川地震以后，各地方已明确规定禁止使用这种抗震性差的“棺材板”。

人们带我们去唐山近郊查看时，只见铁路上的铁轨都被地震拧成了麻花形状，菜地里正在生长的青菜等，也被地光给烧焦了⋯⋯

记者：在与国家地震局工作人员的交往中，您了解到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地震观测事业的故事，请您讲讲这些感人的故事。

顾迈男：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尽管毛主席已经重病缠身，但仍然十分关心地震工作。一天，从中南海传来指示说，毛主席要看有关“里氏震级”的资料，要地震局赶紧送去。科学家们说，所谓“里氏震级”，是指用美国地震学家克里特的名字命名的地震震级。当时病重的毛主席，不仅在关注唐山大地震，而且还在研究这次大地震，实在感人。

周总理对我国的地震工作同样十分关注，亲自过问，做出许多很有见地的指示。邢台地震期间，周总理先后三次奔赴邢台灾区。

周总理对地震专家们提出要保卫“四大”（大城市、大水库、大交通枢纽、大铁路干线）的要求。有关京津地区的每一份简报，他都亲自过目，每出现一些异常现象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布置在出现异常的地区增设流动观测点。周总理还责成有关部门部署了京津唐渤（北京—天津—唐山—渤海）地区的地震观测工作，把这个地区列为全国重点监视区之一，使其成为我国地震观测时间较长、台站密度最大、专业地震队伍最密集的地区。

新中国成立以前，全国只有一个地震台，三位科技人员。邢台地震后，在周总理的积极组织和倡导下，全国建立起了200多个地震台，短短4年间，地震观测台站的规模空前发展。

记者：唐山大地震14年后的1990年，您又深入到首都圈地震台进行了采访，知道了地震台工作人员一些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被感动得潸然泪下。顾老师，是什么让您如此难忘？

顾迈男：经历了大震后的悲痛和地震工作的加强，中国地震台的建设情况怎样呢？地震研究工作者的生活、工作环境如何？

带着这些问题，1990年的夏天，我和国家地震局的同志，从北京出发，沿着北京周围地区，行程2000多公里，访问了北京周边的地震台站。

首先采访的是涿县地震台。台长姚一鸣介绍说：“我们这个台站离涿县县城4公里，10年前在这里建台时，这里还是一片庄稼地。这里主要观测手段是地电、地磁和测震。全台共有10位科技人员，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采集数据，没有节假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采集第一手资料。这里的人都是从二三十岁干起，如今已经人到中年，工作、生活条件艰苦，责任很大⋯⋯”工作条件艰苦，困难很多，恶劣天气，对他们的工作是个挑战。1987年6月的一天，突然下起了多年未见的暴风雨，用于观测地电的电线杆出现了问题。于是全台人员冒雨出动抢修，从凌晨3点干到下午2点，连午饭都没有吃，靠这样的拼劲才把线路恢复好。

告别涿县地震台，我们又来到易县五道河镇的易县地震台。1974年建在山坡上的这个台站，距离北京120公里，台长李兴津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全台科技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九岁。李兴津介绍道：“我们人在台站工作，户口在天津，上有老，下有小。地震就是命令，我们顾不得那么多⋯⋯”

前任台长王树华说：“我们13位大学生，当年是一个车拉到这个村子里来的。1975年正式建台，当时没有房子，没有电话，我们就住在农民家里。”

然后，我们来到海拔1500米的山西省灵丘地震台。台长宋加林告诉我们：“灵丘台是1970年修建的，主要有测震、观测地形变化。现在，最头痛的是农民开山放炮，这影响到监测的准确性。因此，一放炮我们就上山，坐在炮口上，向农民宣传地震观测的重要性：‘你放炮，开山卖石头，只能你个人挣钱，观测地震是关系到大家安危的事，你们得考虑大家的事情。’”

宋台长带我们走到正在不停地记录地震信息的滚动轴前说：“每天换一次图纸，24小时值班，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不能有侥幸心理，稍一疏忽，就捕捉不到地震的信息。”随后，我们还采访了河北兴隆的形变站、宝坻地震台、西拨子地震台等。我们这次采访的最后一站，是秦皇岛地震局。他们这个首都圈的外围单位已经建立起了测震的遥测台网，有1个主台，5个子台，目的是监测秦皇岛及邻区的地震活动。

通过这次地震台站的采访，我发现所有地震台都地处偏僻，工作辛苦，经费紧张，但他们依然对工作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在那偏僻的山沟里，在那潮湿的山洞中，发生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给我们心灵以很大的震动。

记者：顾老师，今年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您既亲历了唐山大地震，又目睹了坚守在地震台监测人员的工作、生活状况。从防灾减灾的角度，请您谈谈自己的感想或体会。

顾迈男：首先，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认识、对待地震。目前为止，地震预报还是世界性科学难题，仍处于经验性预报的探索阶段，攻克这个难题是全球地震科学家共同的目标。因此，我们需要科学地、理性地对待地震。

其次，我们必须提高房屋的抗震能力。地震中人员的伤亡主要是由于房屋损毁倒塌所致，唐山灾难就是由于当年的房屋不抗震，当然这与当年的国家经济水平相关，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提升了，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建设，确保房屋的抗震能力。

再次，地震工作是一项公益性事业，是为了千家万户的安全，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大家要自觉保护地震监测设施，同时还要未雨绸缪，积极开展灾前预防工作。

最后，社会公众应该积极主动了解和掌握必要的防灾避险知识，提高自救互救技能，一旦灾难来临，能够采取正确的防灾避险措施，使伤亡减少到最低程度。

记者：回顾这场灾难，我们希望从本次灾难中不断总结经验与教训，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提升防震减灾管理水平，推动防灾减灾事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损失。

铭记世纪灾难，科学减灾，让伤痛远离神州。